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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京山·扩大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
来源:京山市档案馆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6-10    【字体: 】      
  从1939年6月李先念率部南下京山,到1942年6月边区首脑机关离开京北,在这三年时间里,京北根据地的地方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京北敌后游击战的生力军。同时,京北地方武装又通过成建制升编这种形式,向新四军第五师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指战员。这段时间,在京北建立、发展的主要有三支游击大队:京应县游击大队、京山县抗日游击大队和京钟抗日游击大队。
  京应县游击大队  黄定陆带领的京应抗日游击中队于1939年6月升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三团队后,京应县委即着手组建京应县游击大队。9月,京应县委派共产党员徐履青利用汉流会与家族关系,争取田店、马店一带的伪军徐金祥反正,得长短枪10余支,县委还掌握了在攻打马筱甫战斗中俘获的一个卫队,在此基础上又从地方抽调30余人集训,将这三部分力量联合组建了京山县石板河抗日自卫中队,徐履青任中队长,雷迅、庄果先后任指导员。1940年1月,京应县委又从京北抗日十人团团员中动员了一批青年骨干,组建了3个中队,这3个中队与石板河抗日自卫中队合编,组建京应县游击大队,下辖4个中队。京应县委书记刘慈恺兼任大队政委,庄果任副政委,徐履青、叶川先后任大队长。1940年3月,京山、应城分设县委,京应县游击大队第一、二、三中队调赴京北小焕岭,升级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警卫营,成为正规部队。第四中队随京南工委开辟南山,成为京南工委警卫连。
  京山县抗日游击大队  京应县游击大队大部升编、一部赴京南后,新成立的京山县委为组建一支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又从京北各乡分队、区中队及“抗十团”骨干中抽调青壮年,组建了京山县抗日游击大队。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手枪队,京山县委书记李蔺田任大队政委,汪心一、叶川先后任大队长,高塞任副政委。京山县游击大队主要活动于京北。1941年3月,京山县委改称京北县委。这时,边区军政委员会将所属各县武装番号统一,京山县抗日游击大队改为京北独立第六营,纳入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建制;同时,设立京北抗日指挥部,直接领导京北独立第六营。此时,该营辖两个连和一个警卫排。年底,边区再次整建地方武装,京北独立第六营改建为豫鄂边区保安第六大队,仍纳入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建制,由京北县指挥部直接指挥,队伍发展到300余人枪,黄定陆任指挥长,张泽普任参谋长、熊光武任大队长,肖健、孙雄先后任教导员。这支武装虽纳入边区地方武装统一的编制,先后称京北独立第六营、保安第六大队,但一直属京北县委和县指挥部指挥,干部群众习惯上称京北县大队。1942年6月边区党政机关离开京北转移到平汉路东后,由京北县委、县指挥部直接指挥的保安第六大队(即京北县大队),从京北转移到京钟南山,编入京钟县地方武装。
  京钟抗日游击大队  京钟抗日游击大队是在京山北山西北地区组建,由京北县委直接领导的一支地方武装,它由三部分力量组成。第一部分力量是巴家冲武装通讯排。1939年秋,为加强巴家冲联络站作用,巴家冲党支部搜集国民党溃军枪支,动员党员、进步青年,在联络站组建了武装通讯排,彭友德任排长。同年冬,联络站派彭友德等人前往程家冲冲顶巴巴垭子,取回党组织藏于此地的23支长枪、1挺机枪,从此武装通讯排有了第一批枪支。1940年3月,武装通讯排从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某团部缴获步枪20余支,电台一部。武装通讯排发展到70余人枪,成为日后京钟游击大队的重要基础力量。第二部分力量是活跃在西北地区向家冲一带,由张先浩带领的抗日武装——西北抗日自卫中队。第三部分力量是顽六纵队起义的两个中队。由于顽六纵队破坏团结抗战,时常挑起事端,侵占京北抗日根据地,引起该部中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官兵的不满。1940年5月,六纵队进攻八字门惨败溃逃之时,六纵队军心涣散动摇,第一支队张波臣率一个中队起义,投奔新四军。同时,中队长叶凤林率一个中队起义。两个中队共100余人枪。这时,邵鹏程、苏庆阳部及由西北区委派往六纵队当兵的10余人枪也脱离六纵队司令曹勖,投奔新四军。当月,京山县委将巴家冲武装通讯排、西北区抗日自卫中队及从六纵队起义的部队统一合编,组建京钟抗日游击大队,大队下辖两个中队,不久,在京北五台又组建了第三中队,大队共200余人枪。政委张书绅,大队长张光泽、张先浩(继任),副政委周恺若、参谋长张先浩,政治指导员谢昆。京钟抗日游击大队主要活动于京山北山与钟祥客店坡交界的大洪山区。1940年9月,边区党委调该大队第一中队到警卫营。1941年春,京钟抗日游击大队200余名指战员,成建制全部升编,成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第十团第二营,京北人民又一次向新四军主力部队输送了一批优秀子弟兵。
  京北在注重发展县级地方武装骨干——县大队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区、乡、保的地方武装建设。京北根据地各区,均建有区中队,一般约60人枪。各乡均建有乡分队,约一个排的兵力。京北各个保还建有一支规模庞大、遍及各村的群众性民兵组织,这就是各保的基干民兵大队。京北东南地区的石板河、向畈、梅花岭、玉皇庙一带,还建有基干民兵团,如燕友直领导的玉皇庙基干民兵团在京北乃至整个边区都十分有名。民兵一手握锄镰,一手拿刀枪,平时务农生产,战时参战支前。据统计,1940年和1941年,京北基本区内建有6个区中队(包括直属乡)、15个乡分队和140多个保基干民兵大队,加上京北县大队和京钟大队,京北共有脱产、半脱产、不脱产武装人员近万人。民兵大队、乡分队、区中队、县大队和新四军主力部队一道,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京北地方武装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配合友军在正面战场作战,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胜利进行八字门反“扫荡”等系列战斗,灵活机动打击小股零星日军,瓦解伪军,在京北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屡建战功。
  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阳)宜(昌)战役,国民党江防军第九十四军奉命开抵宋应线一带,京山抗日游击大队及各区乡武装立即行动起来,积极配合九十四军围攻、袭扰宋应线上贾店、罗店、田店等日军据点。广大民兵对敌占公路及电话线实施大破坏,使京北周围日军不能出援枣宜战役前线战场。京北地方武装与群众一道,慰劳该军,组织担架队,将第九十四军300多名伤员抢下火线,安置在驻京北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医院治疗,伤员康复后全部归队,友军十分感激。
  1940年9月,京钟游击大队与边区警卫部队一道,胜利地进行了狮子寨、胜境山阻击战。日军争夺坪坝的第一次战斗惨败后,于9月6日集结2000余兵力,在这天清晨分数路进攻八字门,企图将坪坝方向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主力吸引过来,以便夺取坪坝。为确保坪坝第二次保卫战取得胜利,又不让日军进占边区首脑机关驻地八字门,边区首长决定,主力仍留坪坝一带打击进攻坪坝的日军,并令京钟游击大队和边区警卫部队分别扼守狮子寨和胜境山,阻击进攻八字门的敌人。京钟游击大队虽是第一次和数倍于己的日军面对面较量,但200多名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作战,他们利用狮子寨居高临下有利地形,冒着敌人猛烈炮火,从拂晓激战至黄昏,打退日军四次疯狂进攻。他们与扼守胜境山的边区警卫部队一道,保卫八字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战后总结会上,驻八字门的边区党委军事部副部长罗通充分肯定了京钟抗日游击大队的战绩。
  1941年春,原石板河乡乡长毛天才拖枪叛变,投奔汤池日军,当上伪军副中队长。毛与敌伪顽勾结,在京北大队手枪队内部策反,对京北武装构成严重威胁。京北县委与县大队获悉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除掉这个叛徒。5月1日,毛天才的策反对象——手枪队队长黄源祥按县委授意佯装拖枪,沿曹场至汤池的公路前往与毛接头,王家吉率手枪队暗随潜行。当黄与毛在华家河会面时,黄当即拔枪向毛射击,县手枪队一涌而上,当场处决了这个投奔日伪的民族败类。边区社会部负责人刘慈恺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将计就计》的通讯,在《七七月刊》上作了专门报道(详见本书第三部分“战斗历程”)。
  1941年9月,京北县委成立剿匪指挥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清剿许友祥匪部。许友祥投奔顽六纵队,又勾结日伪,本人凶残狡诈,所部行动诡密,经常窜扰于宋应路两侧,迫害百姓,杀害根据地地方工作人员。县剿匪指挥部指挥长熊光、政委屈萼率县大队一个连、一个手枪队加一个区中队,在宋应线两侧反复出击,经常清剿,狠狠打击了许匪的嚣张气焰,使许匪不敢放肆活动。这时,许友祥放出“谈判”“接受改编”的烟幕,他通过徐店一带的士绅,要求与县武装谈判。上级决定派京北县委社会部长徐履青和屈萼与许友祥谈判。徐、屈二人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为了探明许部真实意图,分化争取其内部成员,决意前往。11月6日,徐、屈二人来到谈判地点九里潭,即遭许友祥事先埋伏匪徒的暗算,徐履青当场遇害,屈萼与匪徒几经周旋,只身脱险逃回。在随后召开的京北第一次党代会上,京北县委召开追悼会,与会同志起立脱帽默哀,王全国同志讲话,深切緬怀徐履青同志。
  1941年下半年,京北县大队与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武装一道,粉碎日军的筑路计划。这年春,日军开始计划修筑永兴经石板河至罗店的公路,企图修通此路,在石板河插下据点,对京北根据地分割包围,割断京北与应(城)、安(陆)、天(门)、汉(川)的联系。8月初,这条公路在观音岩破土动工,维持会强迫老百姓上工地修路,日、伪军20余人持枪督阵。为粉碎敌人筑路计划,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京北县委周密部署,县委书记李蔺田、县委军事部长张泽普立即组织县、区、乡地方武装实施破路,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派赵文斌带刚刚整编的特务营第二连前来配合。破路的武装白天埋伏于观音岩北面山上,夜晚下山破路。第二天日军上工地,见新修的路基被挖得坑坑凹凹,气得叽哩哇啦大叫“新四公(军)的干活。”为防止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从北边来破路,日军夜间派兵占领观音岩制高点。保安司令部特务营和京北县武装则趁黑夜从南边绕道实施破坏。后来,破路武装干脆白天也出击,向持枪押阵的日、伪军发起攻击,枪声一响,民工哗散。京北县大队、特务营和区、乡武装趁机围攻袭击京皂公路线上日伪驻军,用土炮轰击永兴、九里岗日伪军据点,对日军占领的交通干线汉宜公路进行大破坏。日军见强行修路不成,便来了软的一手。驻京山城的日军警备司令山崎致函驻小焕岭的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郑绍文,甜言蜜语说什么“东亚共荣,共同修路,望双方不带兵卒,作静夜之谈”。这封信经边区党委研究后,由郑绍文回信,回信说:“本军奉命抗战,守土有责,你要修路到日本去修,不要在我中国修。你若修永罗公路,对根据地实施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阴谋,我们只好兵戎相见,周旋到底。”郑绍文在信的结尾处写道:“惜在七七事变之前未成知交,愿于中日正义和平之后而为契友。”山崎收到信后恼羞成怒,于是调兵遣将,对大、小焕岭和向家冲一带进行报复性大“扫荡”,驻这一带的边区党委、行署、保安司令部、学校、医院、报社均安全转移。从京钟线上出动的日伪军在李家冲、蚕丝岭一带遭新四军五师四十三团痛击,死伤30余人。日伪军从小焕岭撤离时,将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驻地张家坡、坎子上房屋全部烧毁。山崎回到京山城,自我解嘲地对伪县长袁子和说:“郑司令的办公椅子我这次也坐了坐。”敌人的“扫荡”并未吓退京北根据地人民,京北军民照常坚持武装破路,袭击日伪据点,搞得日伪四处设防,昼夜提心吊胆。日军无可奈何,只得放弃修筑永罗公路计划。陈少敏在《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一文中,赞扬京北的破路活动:“京山东南乡游击小组之活动,使敌人京石(京山永兴至石板河)路修筑计划完全破产。”地方武装与新四军一道,共同保卫了京北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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