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您好，请问是宋河镇组织办吗？我是宋河籍革命烈士沈军付的曾孙女，现在西南政法大学工作，我们学院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想了解一下沈军付参加革命以及英勇牺牲的情况。”五月初，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了宋河镇。为了满足烈士后代的心愿，也是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同时通过挖掘身边的红色历史，更好的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宋河镇党委立刻安排专人进行寻访革命烈士沈军付活动。

　　“中华英烈网”对沈军付记载较为简略，只有四点信息：生于1903年5月、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中共党员、生前职务为团长。而重要的立功情况则标注为“不详”。

　　于是，寻访小组决定先到沈军付烈士的出生地现场走访。在芭蕉寺村党支部书记程刚的带领下，寻访小组来到沈军付烈士的出生地——宋河镇芭蕉寺村六组一个叫“刘关”的小村庄。

　　塆子不大，住着十多户人家。目前只有几位老人住在塆子里。沈军付家大门紧闭，烈士的后代有的在外地工作，有的在经营店铺。其中就有给宋河镇组织办打电话、目前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任教的沈军付的曾孙女沈艾娥。

　　在芭蕉寺村，寻访小组找到许多村里的老人。他们说沈军付的遗骸，今年已经被烈士的后人迁葬到京山烈士陵园。村里的老人把我们带到当年安葬烈士的坟前，你一言我一语，向寻访小组讲述他们从老一辈人口中得知的有关沈军付参加革命以及英勇牺牲的故事。

　　“我听老一辈人说，沈军付当年在刘佑均的影响和带领下，于1938年参加革命，任抗日十人团团长。在一次秘密会议中，因叛徒出卖，紧急中，沈军付帮刘佑均和1名战友翻墙逃走，帮刘正富躲进牛栏的牛粪底下。沈军付来不及逃走，只得躲在一柜子后面的夹层里，后被搜出。沈军付和刘正富当场被敌人捉住。”

　　“我听我父亲说，沈军付和刘正富被杨芝茂抓住后，敌人把两人带到离沈家不远的一个山冲里，严刑拷打。”

　　“我的爷爷告诉我，沈军付被整整折磨了一夜，但他死活不开口，敌人没有办法，将他带到宋河镇石人山村一个叫洞冲王家坡的地方，威逼利诱，见他不肯就范，就将他活埋在深坑中，用大石头压在他身上，仅留头部在外，并诱劝他——只要他交出上级组织及同志，就可以立刻得到释放。然而，沈军付和刘正富始终不为所动，经过三天三夜的折磨，最后壮烈牺牲。”

　　“沈军付和刘正富都是我们芭蕉寺的人，刘佑均也是芭蕉寺的，当年他们出生入死搞革命。他们都是我们芭蕉寺的骄傲。”

　　走访沈军付的亲外孙吴先生时，吴先生说：“我母亲叫沈继英，是沈军付的亲闺女。母亲亲口告诉我，她父亲沈军付牺牲时才37岁，参加抗日革命，曾担任抗日十人团团长。在1940年5、6月间，沈军付与刘佑均、刘正富等四位革命党人，在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时，因叛徒告密，当时任宋河联保主任、国民党六纵队副司令杨芝茂派手下前来抓人。敌人活埋沈军付后，不准沈家收尸，没有办法，过了十来天，等敌人走了，沈家人半夜里偷偷将沈军付的遗骸运回来，当时尸体已经腐烂，只得安葬在一处田埂附近，等宋河解放后迁葬到沈家老屋后面的竹林里。”

　　在宋河镇城中路“美之源”化妆城，拜访沈军付的亲曾孙女沈艾芳时，沈艾芳心情沉重地说：“沈军付是我的曾祖父，当年参加地下党，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我曾祖父的影响下，我的同族叔祖沈正举也加入抗日十人团，后参加新四军，担任连长一职，1945年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我曾祖父牺牲后，留下我祖父沈鹏程和我姑婆沈继英两个亲骨肉。2021年，市民政局建议我们将我曾祖父沈军付的遗骸迁至京山烈士陵园，供子孙后代永久纪念和缅怀。曾祖父一定在天堂守望着我们，祝福着我们。”

　　后来，寻访小组查阅1981年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政府通过采访乡邻民众而记录的《烈士英名录》，看到对沈军付牺牲做了这样的记载：（沈军付）“被捕后，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满身是伤，可他始终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反而义正辞严地痛斥敌人说：你们只能残杀我的肉身，却动摇不了我为人类奋斗到底的雄心壮志。革命一定胜利，民族一定要解放，敌人一定会失败。”

　　1970年左右，宋河镇曾组织专班，对大革命以来，坚持战斗在宋河地区的地下党情况作了一个抢救性资料收集和整理。可能是由于时过境迁，将“沈军付”的名字误写作“沈军富”。

　　当年从事专案目前仍健在的老干部回忆说，因核对沈军付的有关情况，当年曾拜访过在宋河地区长期领导和坚持革命活动的王家吉、刘佑均和李有为等人。记得他们都先后谈到过沈军付参加革命的情况。

　　刘佑均说沈军付魁梧高大，一表人才，为了革命，他不惜抛家别子，表现英勇，可惜后来被叛徒左朝阳出卖。当杨芝茂派人抓他们时，沈军付一定要刘佑均先翻墙逃走，自己来不及躲避，和躲在牛粪底下的刘正富一起被敌人抓住，坚贞不屈，惨遭活埋。直到1943年，宋河区委组织“锄奸队”，才将当年出卖沈军付的叛徒左朝阳捉拿归案，在龙王乡将其镇压。

　　根据湖北省京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现有档案记载，沈军付“在抗日活动和游击战斗中表现得特别勇敢顽强，多次受到组织上的奖励”。

　　解放后曾任荆州行署专员的李有为回忆说，当年他们经常向王家吉、彭友德汇报工作，王家吉对沈军付非常欣赏，叮嘱我们要好好培养沈军付。

　　王家吉当时还记得1939年秋冬，他曾带领中共京北县委和宋河区委的领导人，包括沈军付在内，一起面见过当时驻扎在宋河马家冲村的李先念、陈少敏等人，接受任务和指示，帮新四军筹集粮草、药品和弹药，刺探情报。

　　新修的《宋河镇志》里，关于沈军付的故事有这样的记载：“1939年冬，驻宋河镇日军借发‘良民证’之机，敲诈老百姓，要每个保（相当于每个村）出5石大米，全区40多个保，合计要出几万斤大米。于是，宋河镇抗日十人团分头工作，设计了抗粮方法。‘送粮’那天，抗日十人团成员埋伏在离宋河镇不远的石庙铁匠棚，‘送粮’群众快走到铁匠棚时，埋伏在这里的抗十团成员朝天放了一枪，‘送粮’群众闻声四散，日军没有得到一粒粮食。中共京北县委（当时宋河镇隶属于京北县委领导）称赞这场巧妙的抗粮斗争，是‘一粒子弹换回了几万斤粮食’。沈军付当时和宋河地下党领导人顾盖柏、李有为等，领导、指挥并参与了这场斗争。”

　　当有关资料传给烈士后代沈艾娥时，她连声对家乡政府表示感谢。

　　寻访过程历时一周，虽然没有将沈军付烈士的资料和事迹收集全面，但该镇负责人表示，宋河是一块洒满烈士鲜血的红色热土，通过收集整理沈军付、曹家琪等先烈的革命故事，以身边的红色历史为党史学习的鲜活教材，通过组织集中宣讲等形式，传承红色历史，淬炼党性，将党史学习向纵深推进。（陈红革 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