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武汉之后，由于其战线延长，加之远离本土，兵力和补给受到限制，已无力西进。随着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在逼蒋、诱蒋投降的同时，便掉转头来“扫荡”共产党在其后方日益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处于相持前沿阵地的鄂豫边区，更是日军重点“扫荡”对象，面临严峻考验。日军对京安大山头、京北、天京潜永漋河、京钟南山均进行过多次“扫荡”，所到之处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妄图把新生抗日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反复多次的“扫荡”中，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是日伪军对边区党委、纵队司令部驻地京山八字门一带的大“扫荡”。

　　1940年10月3日，“扫荡”开始。日军为一举“围歼”驻八字门的边区党委、挺进纵队指挥机关，特地从外地调来重兵，加上京钟、宋应线上各据点的日伪军，共计一万余人。日伪军分成数路，气势汹汹向根据地开进，形成铁壁合围之势。日伪军将八字门至丁家冲、石板河一带分为三个“扫荡”区域，如篦头发般地对根据地严密搜索“扫荡”，日伪军在三块区域安营扎寨，各区域间均有电台随时联系，相互配合行动。一万余日伪军在八字门至石板河一线不到50华里的狭长地带，进行了7天7夜大“扫荡”，共烧毁民房1000多间，大部分村庄化为废墟。八字门中湾，一家老少10余人躲在一个山洞里，被日军搜寻发现，将他们一个个拖出来杀死。日军唯恐烧得不彻底，放火后还要将屋墙推倒。在这次“扫荡”中，边区党委、挺进纵队指挥机关在八字门的住房全部被夷为平地。

　　经过7天7夜的烧杀，日伪军并未达到歼灭边区党委及挺进纵队指挥机关的目的，相反，李先念司令员却带领机关部队突出重围，在距日伪军据点仅两三华里的地方与其周旋，打击敌人，日伪军死伤近百，只得结朿“扫荡”，撤出根据地。

　　边区领导十分关心“扫荡”区百姓疾苦，专门组织工作队在八字门一带调查了解灾情，组织救灾。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组织建筑队，帮助群众修建房屋，在被烧毁的小集镇熊家滩恢复市面，并拨专款赈济百姓，向灾民发粮，发铁锅，“扫荡”区百姓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中共京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袁立受命参加调查灾情，了解日伪军对这一带的破坏情况。她在天王寺、熊家滩一带走村串户，不顾发高烧，拖着疲惫的身子调查了解灾情。由于叛徒的出卖，袁立被窜到此地的顽乡公所武装抓住，匪徒以“刺刀拌豆腐”的残酷手段将她杀害。这位出生于湖北鄂城的女共产党员，就义时年仅23岁。豫鄂边区党委称袁立是边区的女英雄，号召大家向她学习。

　　八字门“扫荡”之后，边区首脑机关于1940年10月底迁驻京山小焕岭，在这里建立了新的指挥基地，陈少敏率边区党政机关常驻于此，李先念则率豫鄂挺进纵队及后来的五师驰骋于平汉铁路两侧。李先念率部活动于路东时，司令部、政治部常驻大悟；率部活动于路西时，司令部、政治部则与边区党委一起驻小焕岭。豫鄂边区党委驻小焕岭吴家湾一栋大砖瓦房，吴家湾边的张家大丘成为部队的练兵场。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及后来成立的行政公署、医院，先后驻在小焕岭一带的向家湾和罗家窝子。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先后驻在小焕岭张家坡、向家冲鹰子沟、白果树湾。洪山公学驻在小焕岭大柳树湾，学员则分住在大柳树湾至张家畈一带的群众家中。七七报社印刷厂和修械所驻王家冲唐家湾。被服厂设在小泉冲，边区党委组织部开办的干训班驻桂花冲。行署供销合作社设在周畈盒子口。边区建设银行、警卫团、十月剧团等单位均驻在小焕岭一带的村湾里。在日、伪、顽“扫荡”时，大小焕岭的藏军洞、岩屋洞、蜘蛛洞、狗眼洞都曾隐藏过边区的伤员，存放过新四军五师的枪弹，秘密印刷过边币和报刊。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刘少卿、杨学诚等领导，在小焕岭指挥整个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展边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边区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均来小焕岭参加会议，汇报工作，接受任务，大后方的许多热血青年，千里跋涉来到小焕岭，参加革命投身抗战。光荣的小焕岭，被同志们称为边区的“小延安”。从1940年10月至1942年6月，边区党、政首脑机关在京山小焕岭驻了将近两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