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京山县我党的组织全被破坏了。抗战爆发，鄂中特委决定重建京山党组织。
一九三八年二月(阴历正月十五左右)，顾大椿同志根据陶铸同志指示，带领我们十多人，以“湖北省建设厅合作指导委员会”的名义，从汤池出发，来到京山。临行，陶铸同志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京山县的社会面貌和我们去京山的任务。
当时的京山，还是一个较为偏僻的山区。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这里虽也两度接受过革命的洗礼，但革命两起两落之后，封建势力依然十分顽固地统治着这一地区。曹勖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许作宾就是这种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县政府到乡公所，甚至保公所都安上了他们的爪牙，控制了整个行政机构，掌握了全部地方武装，再加上各地的豪绅地主，就组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在京山的上空，把整个京山变成了他们的天下。为了巩固这种统治，他们反共排外，打击进步势力，企图把京山封锁起来。而另一方面，京山的人民和代表进步势力的少数上层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们，早就不满于这种统治，企图打破现状，实现改革。但因没有组织起来，暂时还没有形成一支足以与之抗衡的力量。“七七”事变后，抗日的浪潮冲击着京山，京山开始动荡起来，各种势力都在分化，改组。红军留下来的种子，在冰封五年之后，也正在萌动，迫切要求破土而出，重见阳光。
当时，应城爱国人士李范一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与董老（董必武）有旧。抗战爆发后，他对蒋介石丢城失地，一败千里，深感愤慨。他经长期的政治实践和与董老等共产党人的接触，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接受了我党的主张，出面说服当时的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石衡青)先生与我们党合作，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汤池创办了一个“湖北省建设厅合作人员训练班”，邀请陶铸同志为顾问，主持训练班工作。同时，在训练班的掩护下，中共鄂中特委也在汤池成立，领导着鄂中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这是革命势力的代表。
在此国难当头，强敌压境的时候，京山的这两种势力，既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也有结成暂时联盟团结抗日的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鄂中特委领导下，力争在京山造成后一种局面——团结抗日。所以，陶铸同志在最后对我们说：
“国民党腐败无能，武汉弃守，只是时间问题。你们此去京山的任务，就是要为将来武汉失守后，在我党的领导下，建立鄂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作好准备。
“到那里，只要抓紧建设党的队伍，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湖北省建设厅的名义出现，打出合作指导委员会的招牌，高举抗战大旗，广泛发动群众，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争取或分化瓦解落后势力，把他们中愿意抗日的一部分争取过来，孤立和打击其中极少数一部分顽固分子，我们的任务就一定能完成。”
我们一行到京山的有顾大椿、夏菲、石维新、李蔺田、谢威、郭刚中、刘行丹、胡开骃、李金声、陈玉虹等。不久，林涯萍、郭刚中的妹妹郭刚玉也来了。这些同志除林涯萍、郭刚玉是临校学生外，大部分都是合作训练班毕业后分来京山工作的。
到京山后不久，根据特委决定，中共京山特别支部成立，书记顾大椿，委员夏菲、李蔺田、石维新和我。以后，杨筱震同志恢复党籍，也补为特支委员。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京山县的第一个党组织。社会职务：顾大椿同志任合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按国民党政府规定，正主任由县长兼任)，我们十个人都是合作指导员。我们这些指导员薪水每人每月二十元，大椿同志略高一点。
初到，我们住在最小的客栈里，男同志集体住一间房，女同志住另一间房。住下后，我们作了短时间的社会调查，对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分工：由大椿同志主持全面工作，并由我和他一起跑社会上层；夏菲、李蔺田分别负责妇女和知识分子工作；石维新和其他同志一起，分头下去发动工人、农民、商人和市民。
为了不让顽固派找借口打击那些与我们合作的人，我们采取“普遍下雨”的方法，对所有国民党官员和社会上层人物都进行了走访。
我们首先走访的是国民党县长任友梅。任友梅，字鹤宾，新署京山大印。我们初到京山，还看到了他走马上任的大红布告。他与董老有旧，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对我们的来到是欢迎的，但也不敢得罪曹勖。我们第一次走访他，未见到人，第二次去，他准备审案子。当我们说明来意，并要求他照章担任合作委员会主任时，他说：
“对你们的工作，我一定支持。但希望你们在工作时谨慎从事”。接着，我们分头访问了周颖、刘辅珩、查亚迪、查唱初、曾昶等地方士绅，也走访了许作宾。以后，又通过刘辅珩，我们认识了杨明清、胡维新、谭启栋等人。甚至，对京山的皇帝曹勖，我们也拿着陶铸同志为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由聂绀弩、吴奚如写的两封“八行”(指旧时书信)去访问了他。此人是反共老手曹振武的弟弟，但比乃兄更为反动，更为狡猾，是一个“反共世家”子弟，他对李范一先生咬牙切齿。我们到京山，他有如芒刺在背，寝坐不安，但对我们的来访，他又不得不勉予应付。
此外，我们还走访了县常备队、天主堂、学校……等大大小小的机关团体。
这期间，周颖(聂绀弩夫人)、刘辅珩、杨明清、谭启栋等人，对我们的工作曾给予了很大支持。特别杨明清先生，他家住在碾子河，我们去后，他专门为我们召集附近一些中小地主和农民开会，让我们去宣传。听说要办合作社，他还特意把他家在姚家河的一幢房子挪出来给该地合作社办公。当时，在一些中小地主和农民中起了不小影响。
查亚迪，浑名“总理遗象”，是京山头面人物之一，颇有一些抗日要求，对我们的工作也作了不少帮助。
谭启栋，金陵大学学生，是一个爱国青年，为我们的工作作过不少努力。
另有一中学教师，四十来岁，近视眼，瘦个子，表现也较好，但姓名记不清了。我与大椿同志都和他谈过话。一进他的门，桌上摆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有《费尔巴哈论》等，他自诩正在研究马列主义。但经过谈话，发现他有些观点不对头，于是，有人说他可能是托派，但根据以后观察，也不一定是那么回事。
经过一段工作，我们普遍接触了京山各阶层的人物，和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商人都有了广泛的联系。在他们中间，宣传抗战，宣传种田、开荒，办合作社，有的还办起了几个合作社。为了扶植他们，我们还发放了一批合作贷款。当时，掌管全体的是一个县政府的职员王月章。此人阴险狡猾，相当反动，专门监视我们，向曹勖打小报告，对于发放合作贷款，他横加阻拦。但经我们据理力争，他也被迫拿出一些钱来，对推动我们的工作，也起了作用。
不久，任友梅卸任，蒋少瑗接任京山县长。特支决定，我和大椿同志去“拜访”他。
第一次“拜访”，他推推诿诿，不阴不阳，什么问题也未解决。
第二次去见，我们单刀直入，要他当合作委员会主任，但他说：
“京山的情形、你们是知道的。我的工作权力是有限的。”意思是说，京山是曹勖的天下，什么事，还是他说了算。
接着他问：“你们是李先生派来的吧?”
“不，我们是建设厅派来的。”
“见过曹先生了吗?”他亮了底。
我们说：“聂绀弩先生和吴奚如先生给带了两封信，我们正要去见他。”
我们边回答，边把聂绀弩、吴奚如的信拿出来了。蒋少瑗见信，马上换了笑脸，问道：“你们二位原来是干什么的?”
大椿同志回答他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说我是个教书先生。蒋少瑗的情绪缓和下来了，说：“你们办合作社，我们欢迎，但希望你们办事稳当些。”
三月初，我们成立了“抗战后援会京山分会。”这是一个官办的群众组织，照章，蒋少瑗当了“京山分会”的“委员长”，我们又让刘辅珩当了“副委员长”。接着，又成立了一个“京山县抗日宣传总队”，我们又支持刘辅珩当了“总队长”。我们通过这些群众性抗日组织，团结了工农兵学商各种各色的人物，到处开会演讲，唱歌演戏。京山城里热火朝天，顿时活跃起来了。
在我们来到京山之初，曹勖就对他的部下和爪牙打“预防针，”说：“李范一是共产党，对他派来的人，要严加防范。”可是，经过短期工作，抗日的洪流就冲垮了曹勖们多年苦心经营的封建堤坝，开始横流京山大地，再也阻挡不住了。
第一阶段打开京山城关局面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特支调整部署，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工作——由点到面，向农村发展。具体分工是：
顾大椿住城关，领导全面和巩固发展农村工作；夏菲负责合作业务，也留城关；
以石维新为组长的一个小组去孙桥；
以李蔺田为组长的一个小组去石板河；
以我为组长的一个小组去官桥、东桥、文桥。
石维新组去孙桥，住在刘辅珩推荐的李方石家。李方石的父亲李万熙，是国民党县政府的一个管财务的职员，为人谨小慎微，廉洁奉公，忠于职守，业务熟悉，深受上司喜爱。那时县政府的职员，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一个县长就来个大换班，唯独这个李先生，在职数十年无人动他，可称“三朝元老”，因为他是一个好的工具。他家里藏书极多，报纸一期接一期订在一起，有的报纸，从满清时候创刊到当时，一期不少。可惜以后散失了。
李蔺田去石板河，特支指示，吸收红军掉队干部徐履青、徐步青参加了工作，经过一段审查后，解决了他们的党籍。另外，石板河当时的联保主任黄定陆，参加过汉流，为人生性耿直，作风正派，有强烈的正义感，与我党有过接触。所以，大椿同志对蔺田同志反复交待，此去石扳河，一定要争取黄定陆的合作，如有可能，可把他向党员方向培养。他的问题解决了，我党在京山的武装就有了基础了。
我们官桥、文桥、东桥小组共三人：胡开骃，李金声和我，我是组长。到官桥，住在一家姓黄的小客栈里。
首先，我们找到杨筱震。筱震同志是红军干部，我和他曾在一块工作过，他以后掉了队。一九三六年在武汉，我曾托人打听过他，据与他接触的人对我汇报说，杨筱震在红军长征后，地方恶霸就整他，并知道他坐过牢。来官桥之前，又派人了解过他，知他一贯表现很好，所以京山特支决定恢复他的党籍。我一见到他，就把这个决定通知了他，他也在这时参加了工作。不久，特委还批准恢复了茹传品、肖九成二人党籍。一段工作后，又先后吸收冯益成、冯益鸣、杨梅钧、杨秀春、杨太柱、杨福楷等同志入党。那时，冯益鸣经常跟着我，当个“见习工作员”，以后，送他到临校学习回来，还是和我一块工作。一九三九年调部队工作去了。
夏天，林涯萍调官桥小组后，我们把党员分成了三个支部。
之后，肖九成到官桥附近，把从光山逃来的易质文、易济东、陈杰等三人组织起来，其中工人，农民、保甲长……什么人都有。同时，我们还“拜访”了官桥、东桥的“三黄两夏”(黄谷、黄照楚、黄熙楚，夏自巳、夏宜芝)等大大小小的人物。郑星南、张兆华也是在这时与我们接近的。
当时东桥的封建势力分成两大派，李瑞斋和张兆华各代表一派。联保主任李瑞斋掌握着东桥武装．此人十分反动，对我们的工作造成极大阻力，与张兆华一派也有矛盾。于是我们就策动张兆华等人联名告了他(李瑞斋)一状，京山县政府撤了李瑞斋的职。为联保主任一缺，我走访张兆华，请他接任。张本来垂涎联保主任一职巳久，但又觉得此时接任，就会使人感到他控告李瑞斋就是自己想当联保主任。所以他辞掉了。我建议杨筱震当联保主任，大概是因为杨筱震是个挂了牌的“赤色分子”，他不表态。当我们再征求他谁当联保主任这一意见时，他提了杨秀春。杨秀春，家庭地主，本人学生，读过高中，有革命要求，新从汤池临校毕业回东桥，我们吸收他入了党。张兆华推荐他，大概是认为他家是个大地主，共产党的道路他还不长。我们会认为杨秀春是个党员，可以接受我们的领导。所以杨秀春当上了东桥联保主任。
杨秀春当了联保主任之后，我们派杨梅钧、杨太柱进去当了兵，加上乡分队班长陈忠模是我们新吸收的党员，所以，东桥联保处这支武装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可惜的是，京山、钟祥沦陷，这支武装拖到客店坡之后，钟祥县委个别同志对东桥地区特殊情况不够了解，尤其对张兆华这个统战对象的特点不清楚，片面强调了团结，放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硬要他们重返东桥。一到东桥，张兆华夺了杨秀春的联保主任的权，并把杨秀春也抓起来了。再加上陈忠模的叛变，东桥这支武装就变成了反革命武装，与我们为敌了，这是应吸取的教训。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阴历闰七月初五日)，日寇轰炸京山。
原来，我们在京山搞起的那个“抗敌后援委员会京山分会”成立后，把蒋少瑗拉进去当上了“委员长”，所以人称他“蒋委员长”。哪知他这个“蒋委员长”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那个“蒋委员长”(蒋介石)雷同了，加上那几天在公路上来来往往的也是多了几部小汽车。这些情况，被潜伏在京山飞机场附近的一个日本特务知道了，给鬼子发了一个“特级情报”的电报，说；“蒋委员长在京山召开重要会议”。于是，日寇就在一天中派出两批飞机共五十六架次轰炸京山，把一个人口不满五千（城内人口）的京山城炸了个底朝天，房屋被炸毁和震塌三分之二，群众死伤过半。轰炸过后，到处哭爹号娘，寻夫觅子，被炸得不死不活的受伤者和房屋塌倒后被压住爬不出来的人，一片哀呼求救声，撕心裂胆。房屋在燃烧冒烟，冲天的火光，把鸭子山都染得一片通红，令人触目惊心。一座好端端的京山古城，一天之内，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平时，那些高喊“救国救民”的国民党官员们，跑了个精光，县太爷蒋少瑗变成了一个“空军司令”，手里一个办事的人也没有了。面对劫后的京山，他一筹莫展，束手无策，连他自己的“夫人”，也不知是死是活，仅带唯一的一个听差，蹲在附近山坡上一户老百姓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轰炸那天，我正在官桥附近，看见京山城的上空。敌机轮番俯冲，升起冲天的烟柱，炸弹的爆裂声隆隆不绝，官桥的地面都在痛苦地颤动。遥望京山，同志们的安全，人民的吉凶，使我心胆俱裂。于是，我把工作交待以后，迅即赶赴京山。走近城区，已是黄昏时候了，老远就看到余火还在燃烧冒烟，房屋还在倒塌。再走近，哀叫声、哭喊声，凄厉地响成一片。走进西门，到处是血，到处是泪，到处是尸体，到处是挣扎在血泪中的群众，真令人触目惊心！那时正是伏天，瓦砾场上，迷漫着一股裹着烟气的人体腐烂的奇臭，令人恶心倒胃。寻到合作指导处，幸好我们的人都未受损失，战友们劫后重逢，分外高兴。
此次轰炸中，我们合作社办事处附近丢了一个炸弹，反动分子们以为这下子我们的人都完了，高兴得不得了，说：“合作社的共产分子们，这下子可是报销了!”但是炸弹并未爆炸，我们的人全都安全脱险了，他们又沮丧地说：“真是‘祸害一千年!’为什么就他们没死?”
我回到合作指导处，和大椿同志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于京山人民所受的这场灾难，国民党撒手不管了。掩埋死者，救护伤员，解决成千灾民的吃饭、穿衣、住宿……等善后工作，是我们特支的责任，也正是我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具体行动，还是先找蒋少瑗，然后向社会全面展开。当我和大椿同志在那间民房里找到蒋少瑗时，他已一扫往日威风，耷拉着脑袋，哭丧着一副脸，接待了我们。和他谈话时，他神情麻木，魂不守舍，拿不出任何办法来。当问到他“夫人时，他无限痛楚地两手一摊说：“到现在还是生死不明。”当我们说到我们已派人报告李先生(注：指汤池的李范一)去了，请李先生来一趟，又说，我们现在马上全体出动，组织抢救，先救活人。这一听，他活动起来了，连声说：“李先生好!还是李先生好!兄弟过去是误会，对不起你们，今后一定大力支持你们。李先生面前，还望诸位多多包涵，这里的工作，也请诸位多多操劳。”
他也知道，要是我们也和他一样撒手不管，李先生在省里告他个“抢救不力”，他可得吃不完兜着走。
我们接着说：“你的‘夫人’如果还在，我们一定把她找到，一定把她救出来。”
原来，在轰炸中，他的老婆被倒塌的房屋木料压住了腿子，挣不出来，干号了一天一夜没人理睬，我们找到她时，已是半死不活，不象人象了。好在还没有死，我们把她扒出来送回去时，蒋少瑗忙不迭地打躬作揖，称谢不已。
从蒋少瑷那里出来后，我们全部出动，分头走访刘辅珩，周颖等进步士绅，组织发动谭启栋等爱国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投入抢救、安置等善后工作。工作中，首先是循着呼救声把那些被砖木压着，但还未死的人扒出来，对无家可归的人的疏散、安置，对死者的掩埋，伤病者的救护、医治、吃饭、穿衣、住宿……等等，我们投入了一场紧张而繁重的战斗。
那时，我们手里一无钱，二无粮，三无医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也为了趁此机会扩大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特支决定我和大椿同志一起去特委向陶铸同志请示汇报。
到特委，我们向陶铸同志汇报工作后，提出：想请李先生拿点钱，搞点医药，组织一个慰问队到京山去，解决京山人民目前的困难，扩大我们党的影响。此外，还可向各地组织劝募，募钱、募粮、募衣物，特别加紧募些医药。最后，我们建议，最好让李先生亲自去一趟京山。
听了我们的汇报，陶铸同志批准我们的工作计划，支持我们的建议，并叫我们二人直接和李先生谈谈。于是，我和大椿同志一起去找李先生。
到李先生处，我们推开门，里面好多人正在谈话。李先生见到我们，劈头就问：“轰炸京山，没把你们炸死l”
李先生好象正在发火，看来，不是谈话的时候，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就退出来了。
我们转了一圈，再去李先生处。李先生见到我们，好象忘了刚才的事，和蔼地问：“你们找过我了吗?”
我们说：“我们是来向李先生报告京山情况的。”
我们汇报情况后，说：“京山被炸后，县政府撒手不管了。现在，为了解除京山人民的痛苦，我们想请李先生出来收拾一下，拿点钱，并请您出面募点捐，弄点衣物、药物、粮食、现金，组织一个慰问队，到京山去，慰问和救济那里的受灾群众。特别希望李先生亲自到京山去一趟，和京山各界人士见见面，看看那里的灾民。”
我们最后说：“京山被炸，曹勖、蒋少瑗、许作宾都袖手旁观。现在，各方面的人士，特别是那些灾民们，都眼巴巴地望着李先生呢!”
他大概以为我们二人都是年轻人，对我们的建议，没有直接答复，“好吧，让我和陶先生商量一下吧!”
离开李先生，我们又去特委向陶铸同志作了汇报。陶铸同志说：“你们的意见很好。现在，你们先回到京山抓紧组织抢救。我一定请李先生去一趟。”
我们当时赶回京山，投入了紧张的抢救、安置和各种善后工作。这期间，刘辅珩、周颖、张书绅、杨明清等人，都给了我们极大支持。特别杨明清先生，更是四处奔走，日夜操劳，令人敬佩。
不几天，李范一先生果然派了个代表，带领一个慰问队，一个医疗队，携带一些救济物资，赶来京山，还写了一封慰问京山人民的信。这对我们发动群众，组织抢救，完成特委和陶铸同志交给的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接着，李先生还亲自来了一趟京山。
至此，曹勖、许作宾之流想破坏阻挠我们的工作，也无从下手了。至于蒋少瑗，如果不是我们这番努力，对轰炸后的那个残局，他无法收拾，在他上司面前交不了帐，现在，弄好了总算是发生在他“治下”的一件好事，他也可去省里邀功请赏了。加之我们还救出了他的老婆，他多少也有点触动。所以，于公于私，蒋少瑷起码电也没有给我们设置障碍了。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特别是京山被炸后一段，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
东桥——官桥合作指导小组建立了花石岩、官桥、东桥、文桥、黄土坡等六个合作社，其他三个指导小组也建起了一些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通过组织生产，服务生活，发放和回收合作贷款，成了我们联系群众，宣传抗战，发展统一战线的阵地。武汉沦陷后，我们又通过这些合作社收回合作贷款，收购棉花布匹等，送到向家冲应抗司令部，保证了那里军队的给养。以后，还通过合作社动员参军，充实了我们的部队。
这期间，党组织也得到很大发展。秋天，我们东桥、官桥小组翻过乌龙洞，发展到南山的黄土坡，与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杨泽远取得了联系。北面，红军长征后，坚持在史家集的夏采章等同志恢复党籍后，发展到了客店坡康家河。组织上，在杨秀春等人入党前后，官桥、东桥组的冯益成、易质文、杨福凯、胡开骃，孙桥组的陈玉虹等同志也入了党。同一时期，聂琴堂在四川收到家里信后也赶回来恢复了党籍。城关的工作，也发展到了永兴，张书绅和他的爱人刘雪芬也在这时入党。石板河小组，自黄定陆入党后，我们不仅掌握了石板河乡公所武装，而且为以后应城沦陷时应抗进入京山，以及五师前期在京山建立的鄂中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历史证明，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京山党的组织绝大多数都是坚强的，党员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很优秀的。他们不仅在武汉沦陷前为扩大我党的影响、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而且在武汉沦陷后，发动群众参军，收集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支弹药，为组织抗日武装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武汉沦陷直到全国解放这十多年中，经过千锤百炼，他们绝大多数都成了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党的活动分子，有不少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壮烈牺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艰苦的斗争面前，消极逃避或者投敌叛变的，只是少数。
当日寇铁蹄踏碎祖国河山，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那种忠于民族，忠于人民，鞠躬尽瘁，团结抗战的模范行为，成为全国人民的表率。再加上我们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上，既排除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也防止了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路线，使得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不少社会上层人物也转变了立场，与我们并肩携手，一致对外。京山地区的许多开明士绅也在这时候与我们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其中不少人如杨明清、张伯丹等先生在整个抗战期间，直到解放战争期间都与我们站在一起，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当然，也有些人，在阶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离开了我们，甚至走到反面去了。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也是难以避免的。
注：本文原载京山县党史办编著“回忆录与文献之一”《京山烽火》，1984年5月出版。原题为《抗战时期京山党组织的重建》。作者谢威为老红军战士，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协副主席，已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