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亭山的草木枯荣依旧，溾水潺潺不减当年。踏着聂绀弩先生曾涉足的阡陌，忽生一念：尚若这尊以笔为刃的“卧佛”尚在，听王立平先生《葬花吟》之凄切，闻刘炽前辈《英雄颂》之雄奇，会如何落笔？

人生本是一场向死的旅程，这是无需辩驳的宿命。帝王将相的陵寝与贩夫走卒的坟茔，最终都归于尘土；金樽玉食的奢靡与箪瓢屡空的清苦，终点都是生命的寂灭。曹雪芹写《红楼梦》，究其根本，便是勘破了这层宿命，将满腔悲悯注入字里行间。《葬花吟》之所以能穿越百年仍动人心魄，不在辞藻的清丽，而在其对“悲情”的独特解构——林黛玉荷锄葬花，绝非闺阁女子的无病呻吟。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问句里藏着对生命最深刻的敬畏。当旁人将落花视作废弃物，任其被践踏碾压时，黛玉以锦囊收之、花锄埋之，用一场郑重的仪式，赋予落花与人类同等的尊严。这不是“痴”，是对脆弱生命的共情；不是“愁”，是对美好消逝的珍视。王立平先生耗时一年零九个月打磨旋律，想必也是参透了这份深意。他的《葬花吟》没有堆砌悲戚的音符，而是以沉缓的节奏模拟葬花的步履，用颤栗的旋律呼应生命的悸动——悲情至此，已然升华为对人性的礼赞。

若说《葬花吟》是江南烟雨里的一缕愁思，那《英雄颂》便是北国疆场上的一声长啸。上甘岭的焦土之上，炮火吞噬了无数年轻的生命，幸存者的战栗足以印证战争的残酷。但人类的伟大，正在于能从极致的悲怆中淬炼出崇高。电影《上甘岭》剥离了战场的血腥，提炼出杨德才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形象；刘炽则以旋律为剑，劈开死亡的阴霾，让人性的光芒直射而出。

《英雄颂》的激昂，从不是空洞的口号。它的悲壮，藏在战士们写家书时的温情与赴死时的决绝里；它的力量，源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正义坚守。那些昨天还念叨着“山里野果甜”的青年，今天便愿以血肉之躯筑成防线——这种将个体生命融入家国大义的选择，正是人性之美的另一种极致。刘炽的旋律之所以至今无人超越，恰是因为他抓住了“悲壮”的内核：不是死亡的惨烈，而是生命的重量。

初看之下，黛玉葬花与杨德才赴死判若两极：一者纤弱，一者刚猛；一者悲戚，一者激昂。但细究便知，二者同源于对生命的敬畏——黛玉怜落花之脆弱，是“小爱”的极致；英雄护家国之安宁，是“大爱”的升华。两种悲情，两种坚守，却在“人性之美”的坐标上达成了统一。这恰如吴晗先生评史时的洞见：世间万物纵有表象之别，内核的善恶是非终有定论。

而串联起这两种美的，正是文化的力量。若没有曹雪芹，黛玉的花锄早已朽于尘土；若没有刘炽，英雄的呐喊早已湮于炮火；若没有历代文人墨客与艺术创作者的坚守，那些藏在悲情里的人性之光，早已消散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以文墨为舟，以音符为帆，让脆弱的生命与崇高的精神得以跨越时空，成为滋养民族心灵的养分。

暮色中的惠亭山愈发沉静，溾水倒映着星河。此时再听《葬花吟》与《英雄颂》，已不觉得悲戚。因为明白：人生的宿命或许是悲情，但人性的光辉能让悲情生花；个体的生命终将消逝，但文化的传承能让精神永生——这便是世间最深刻的道理，也是人性之美最动人的模样。（何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