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我正在我们九星大队（后为王家山村，现已与董家城村合并为董家城村）畜牧场当饲养员喂猪。到了这年秋季，宋河区粮管所在九星大队设了一个临时秋粮收购点，专门收购九星大队6个生产队秋粮的公、余粮征购任务，大约100万斤。

临时设立的粮食收购点要大队安排一名劳力担任码包员兼炊事员。因各生产队青壮劳动力十分紧张，大队党支部就安排我去。粮食收购点就设在大队礼堂里（土砖瓦房），加上我共有6人，其中点长姓曾，30多岁，坪坝人，是粮管所的正式职工。其他4人是临时抽调来的助征员，其中一位姓余是验质员，40多岁；一位姓赵，20多岁，余、赵二位都是汤殷公社人，还一位姓丁，20多岁，一位姓张，约18岁，丁、张二人是坪坝人。赵、丁、张是过磅员、划单员。

露天粮仓就在大礼堂旁边一块空地上，用麻袋打围墙围起来，每天收购的稻谷就堆放在里面，夜晚用一块又宽又长的油布盖上。油布很沉重，得五六个人分成两边拉着尼龙绳索将油布盖在谷堆上。谷堆堆的越高，拉时就越发吃力。

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打包码墙。当卖粮的社员们把已经过磅的稻谷，有的是麻袋装，有的是箩筐挑的稻谷往谷堆上倒时，我就牵好收购点自备的麻袋，让社员们往麻袋里倒半麻袋谷，我就将麻袋拖到谷堆边上堆起来，既要码平又要码正，就像泥瓦匠用砖砌墙一样，有棱有角，严丝合缝，平平展展，稳稳当当，稍不注意，谷堆高了就会倒塌。人整天站在谷堆上，烈日照射，灰尘满面。谷堆上倒谷的社员们争先恐后，倒了就走。叫他往我牵好的麻袋里倒谷，他都不大情愿，只图自己省事、方便。我只好用撮箕往麻袋里撮谷，再把麻袋往谷堆边上拖去码墙，因此，活路十分繁重，体力消耗很大，完全是干的一个苦力活。这还不说，干完码堆的活后，还要去做饭。做饭虽然比较简单，但也不轻松，煮6个人的饭，炒一盆菜，就是向农村人买的黄南瓜。每个人一大碗米饭，剩下的锅巴和一盆米汤一煮，每人一碗锅巴粥。炒黄南瓜时，先用糠油润锅，糠油是用稻谷壳榨的油，倒在烧热了的铁锅里，冲出来的油烟子呛得人喷嚏连天，鼻涕眼泪流，格外难受。但这糠油是粮管所专供内部人员吃的食用油，用现在人的话来说，是绿色食品，外人买不到。每个月都是曾点长写条子，叫我去合兴粮站买的。黄南瓜在铁锅里焖好后，就倒上芝麻油，没得一点技术含量，这真是水煮油拌，还特别下饭。但每个人的米饭、锅巴粥和黄南瓜都一扫而光，可想那时粮食收购点上生活的艰苦程度。我在家里是母亲烧火，在畜牧场里有专门炊事员，自己从未烧过火、做过饭，更谈不上炒过菜。在收购点上当炊事员完全是阳沟里“昧”驴子——外行。好在曾点长看我像个书生样，时常帮厨，炒黄南瓜几乎是他全包了，他不怕那糠油烟子呛，我只在灶膛里添柴火。这样，我们吃了三个多月的锅巴粥、黄南瓜。只是到了国庆节，放了一天假，曾点长写了一个条子，叫我到合兴食品站割了几斤猪肉，用黄南瓜蒸了，加了一个餐。而生产队没放假，也没猪肉供应，这一点与老百姓不同。

下雨天不收粮，倒还轻松。那时一不打麻将，二不打扑克，就是睡觉。那些抽来的几名助征员就轮流请假回家看看家人。我也有空看报纸搞写作。那时正在开展“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运动，收购点也办了大批判专栏。我到合兴供销社买来白纸、毛笔、墨水，写了不少批判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投降路线的文章贴在专栏里，虽然大都是从各级党报上抄下来的，但受到了曾点长和助征们的称赞，他们说，看不出来，小王还是一个笔杆子。

助征员小赵为人最好，最勤快，又过磅又记账，点上的事抢着干。他是个篾匠。每逢下雨天，他就从农村里买来竹子，把竹子破成青篾和黄篾，编成荸荠型小竹篮送给收购点上的每一个人。不少社员们见了都纷纷砍来自家的竹子给小赵编竹篮。小赵乐见其成，从不拒绝，也从不收取一分钱的手工费，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三个月后，这个临时露天粮仓的粮食被拖走了，收购点也撤销了，唯有小赵被招收为国家正式职工，并调到秦关粮站上班。我也回畜牧场干老本行了。

短暂的三个月时间，从四面八方抽调来的同志，组成了一个临时小家庭或一支战斗小分队，十分顺利地为国家收购了100万斤公余粮，没有一点差错或损失。我也从中受到了磨炼和学到了不少知识，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一次特别战斗。（王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