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在“八一”建军节前夕的慰问活动中，记者随东宝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市卫健委家属区，走进抗美援朝老战士刘传林家中。这位93岁的老人精神矍铄，胸前佩戴的军功章熠熠生辉。当话题转向七十多年前的朝鲜战场，老人凝望远方，那些枪林弹雨、生死与共的岁月，对他来说，依然历历在目……
1951年1月，家住现掇刀区团林铺镇兴隆村的刘传林怀揣报国志，瞒着亲人，离开新婚不久的妻子，报名参军。“直到在现龙泉中学那块地方集合，得知实情的家人才追来送别。”刘传林回忆，到部队后经过短暂训练，当年3月，他便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抵达朝鲜，参加抗美援朝。
那时，他还不满18岁，先后在连队、营部、团部锻炼。1951年底，刘传林被调至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担任第四分部政委官宗礼的警卫员。
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日凌晨，刘传林完成警卫任务准备返回山洞休息，经过作战值班室时，门帘缝隙中飘出浓烈的煤气味。他心头一紧，掀开帘子冲了进去——4名参谋因燃煤取暖中毒，面色青紫倒伏在地。刘传林立即将4人逐一背到室外雪地，让他们呼吸新鲜空气，慢慢苏醒。其中一人深度昏迷，他毫不犹豫跪在雪地上实施心肺复苏。寒风中，他机械地重复按压、人工呼吸，直到其恢复意识。因发现和救治及时，4人的生命得以挽回，刘传林也因此荣立三等功。
刘传林希望去前线当救死扶伤的卫生员，之后经过医学培训，被分配到2407野战医院分类科当护士，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开始了与死神争夺生命的战斗。
五圣山，成了刘传林终生铭记的生死场。“山上的石头都被敌机炸成了粉末，踩上去像踩在面粉堆里。”敌机昼夜盘旋轰炸，年轻的卫生兵猫着腰在弹坑间穿梭，用帆布担架抢运伤员，包扎处理后，运往后方救治。他清晰记得一位重伤的小战士，头部、腹部、腿部多处受伤，包扎时却冲他微笑：“等打完仗，我要回家孝敬父母。”那纯真的笑容，穿越70多载硝烟，至今想起，仍让老战士心疼不已。
物资匮乏是战场常态。一个暴雨之夜，前线送来一位腹部重伤化脓的连长。麻药早已耗尽，刘传林攥着用烧酒消毒的手术刀，双手止不住地颤抖。连长咬紧床单，浑身战栗却未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刘传林才发觉对方抓住自己的手滚烫——原来，连长发着高烧。敬意油然而生，刘传林忍不住热泪盈眶。
在战场的每一天，都危险重重。最险的一次，敌机炸弹炸毁医疗点。刘传林被爆炸气浪掀翻，醒来时发现两名伤员压在他身上。他强忍伤痛爬起，用身体作盾牌死死护住战友，直至救援人员赶到。“当时就一个念头：只要还有口气，就得把战友带出去！”老人语气坚定。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的炮声震彻云霄。战役最激烈的日子，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抬了回来，躺在仅铺着薄棉被的狭小坑道内。药品极度短缺，盐水成了唯一的清洗剂，绷带反复使用。其中一位年轻机枪手胸口中弹，当刘传林为其撒上仅剩的磺胺粉止血时，这位机枪手抓住他的手说：“同志，别浪费药，留给能活的人……”刘传林强忍泪水承诺：“你能活！我们一定带你回国！”
夜间转运伤员更是步步惊魂。敌机投下的照明弹将山路照得惨白，担架队稍有不慎便招致扫射。一次转送途中突遇敌机俯冲，担架员中弹倒下。千钧一发之际，刘传林飞身扑在重伤员身上。子弹擦耳呼啸而过，他的胳膊和手指被弹片划伤，鲜血淋漓，而重伤员却得以保全。那一夜，他们以血肉之躯开辟生命通道，经过6小时艰难跋涉，将伤员送至后方医院。
缺水，是比缺药更可怕的煎熬。伤员嘴唇干裂，伤口因感染而溃烂。刘传林和战友省下自己水壶里珍贵的水，用纱布蘸湿为伤员润唇。一位喉咙中弹的小战士无法吞咽，刘传林就用吸管一滴一滴喂水。“好甜。”小战士呢喃。上甘岭战役打得非常激烈，卫生兵伤亡率非常高，但大家没有一个后退。“战友王秀英在敌机轰炸时，扑在伤员身上掩护，自己却被弹片击中牺牲，手中还紧攥着未用完的止血带。像这样为了战友牺牲自己的卫生员太多了。”谈起牺牲的战友，老人几度哽咽。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刘传林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幸运的是，每次都是轻伤，至今留下明显伤疤的是人中和右手指甲盖。
1955年归国后，刘传林被调到北海舰队任卫生队长。1981年转业回到荆门，扎根基层卫生系统，先后在市防疫站、市二医（现市中心医院）默默奉献，直至1993年从市卫生局退休。
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为战友和百姓服务，就是为国家尽责”的战场誓言从未褪色。那些年，他担任文化学习小组长帮战友扫盲；组织医疗队深入基层场站、农场巡诊；率领医疗队远赴内蒙古为鄂伦春族群众送医送药，在促进民族团结的征程上再立新功……
回国后，刘传林多次参加医疗培训学习，因学习成绩优良，他两次荣立三等功。
即使退休后，刘传林也没有停歇，经常受邀进学校和单位，讲述烽火岁月故事，激发爱国热情，传递红色基因。
硝烟散尽，记忆永存。采访尾声，刘传林希望记者转达对年轻人的寄语：“和平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希望年轻一代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学有所成、报效国家！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