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写稿生涯
1965年秋初中毕业至1980年秋，回乡务农15年，也是我从事业余写稿的15年。锄头是笔，在大地这张厚纸上书写着农人的春夏秋冬；笔头为犁，在一张张薄纸上深耕着一个年轻的梦想。
头5年，生产队还没有推广种植双季稻，比较闲散，基本不出夜工。白天劳动，夜晚便由我自由支配了。夜晚点灯费油，天一黑人们就睡了，而我为了摆脱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就在夜晚拼命地读书和写作，决心从写作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那时节，集体和个人都很穷，家家户户照明都是队里分的几分钱一斤的柴油，烟子大，光线差。我点的煤油罩子灯，玻璃罩着，烟子小，光线明亮。煤油是三角六分一斤，在供销社打的，称之为“洋油”，农村人认为点煤油是侈奢浪费。刚一下学，在外地行医的父亲就叫他的徒弟、石庙公社卫生所所长江作新叔叔给我送来了一本中医启蒙书《药性赋》，要我学医，说，秀才学医，如笼里捉鸡。我对学医当医生不感兴趣，这本医书我基本上没翻，觉得枯燥无味，母亲就叫妹妹监督我。
每到夜晚，我呆在我家鸡笼旁边只有一桌一椅一床的小屋子里看小说，学习写作技巧。只要一听到妹妹的脚步声，我就拿着那本《药性赋》，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读起来：“闻之菊花能明目而清头风；射干疗咽闭而清痈毒；薏苡理脚气而除风湿；藕节消瘀血而止吐衄……”妹妹一听，车转身向母亲报告：“姆妈，哥哥他在看药书。”母亲说：“好，看药书就让他看，要是看闲书就把他的灯端起走，别糟塌灯油！”妹妹一离开，我又把医书扔到一边，继续看小说或写作，这完全是一种“地下工作”。读初中时，父亲给我的零用钱全都买了书，毕业回乡时，挑了一大箱子书，夜夜都有书看，后来被红卫兵抄家全都抄走了，很可惜。
我从事写作，因为怕文章不被采用，逗人好笑，所以偷偷摸摸地写，偷偷摸摸地寄。一次，宋河邮电支局一位30来岁叫蔡祥礼的乡邮员（洪湖县人）给我们大队送邮件时，见我在投寄稿件，便告诉我，投稿信件不必贴邮票（因为报社是邮资总付），把信封剪一个小角就行了，新闻稿件必须要盖公章。原来他也是党报的通讯员，真没想到眼下这位皮肤晒得黝黑发亮，每天骑着自行车跑村串户的邮递员竟然还是个写作高手！
行话说，七分采、三分写。写稿容易，找新闻素材就难了。新闻又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编造，而写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必须要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五要素齐全，还要有新闻价值。而我一年上头呆在生产队出工，赶个集都还跟队长请假，队长不批就乖乖地出工，根本就没有外出采访的机会。而生产队的一些日常农事活动又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又不是“巧妇”，写稿这“锅饭”的确不好做。想来想去，我就看报纸，琢磨人家是怎么写的。那时生产队公费订了各级党报，队干部和社员们都不看，一是没文化，二是没兴趣，有点时间不如去兴菜园子或割烧柴，实惠多了。而我却如获至宝，一一浏览，从报纸上找点子，关起门来写稿子，写不出来敲脑子。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夜晚是“写稿夜正深，汗滴蚊子叮。谁知满纸文，字字皆苦辛”。盛夏，穿长袖衬衣和厚袜子写；隆冬，偎在被子里写，别人吃一种苦，我吃两种苦：白天劳动，吃体力的苦；夜晚写作，吃脑力的苦。
稿子写好了又愁投寄。乡邮员是隔三差五地才来一次。新闻讲时效性，寄慢了就过时了，成了“明日黄花——老了”，写得再好也不会刊登。所以，由于这些客观因素，我从1965年秋一直到1970年夏，整整写了5年，都成了报社编辑部字纸篓里的菜。但是报社的编辑也很负责，即使没有采用，也是有稿必复，我收到了好多“不拟采用”的“回执单”，成了“退稿专业户”，幸亏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被人笑过。编辑同志的回执单都是事先印好的，只须在同志前面填写一个“王”字就行了。“王同志：感谢您为本报赐稿，经研究，不拟采用，望继续努力。此致敬礼”。后来可能被我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回执单再也不是铅印的了，而是编辑同志的亲笔信，并寄上一大摞采访本、写稿纸和学习资料，我用香烟盒写过稿纸寄报社。记得有一次，我们合兴公社年轻的团委书记吴昌俊（后曾任公安特派员、京山县交警大队教导员）到宋河区开会时，见到办公桌上有一个很大的《湖北日报》专用信封，上面写的是“京山县宋河区合兴公社九星大队四生产队王章一同志收”。拿过来一看，已被拆开，里面空空如也。他就把这个空信封拿回来，又专程送到我的手上，说，我见这信是寄给你的，早已被人拆开了，里面寄的什么也不知道。我拿回来给你，是不辜负人家报社的一片心意。我被吴书记爱民如子的精神深深感动，再三表示感谢，并叮嘱他保密。
1970年七月尾，快要立秋了，生产队抢插晚稻，正逢大旱，山洼里还有几亩田无水插秧。生产队长花钱请来三台抽水机和师傅，从几里路远的小河里三级提水到山上。沿途的通水渠道，就把各家的门板卸下来搭“天桥”，用塑料薄膜铺在门板上，场景十分壮观。我觉得是难得好素材！苦于没有时间写，白天搭“天桥”，夜晚打早稻，夜晚收工后准备写，谁知民兵排长又安排我到河边照抽水机。人也非常困，就想放弃，但夜晚在禾场打谷时，见我的堂弟王章斌从宋河粮管所回来，给他父亲打了几斤粮食酒让他父亲过忙月，第二天就要赶回单位上班。我想这是一个天赐的好机会。半夜收工后，我立即写好稿子交给堂弟，然后才去照夜。当时我写的题目是：毛泽东思想闪金光，晚稻不插“八一秧”。正文的导语是：骄阳似火，炎风烫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京山县合兴公社九星大队四小队干部群众，三级提水架“天桥”，抢插晚稻不动摇。谁知没过几天，稿子被《荆州报》刊登了，还加了“编后语”。因为当时家家都订有《荆州报》，不等报社寄样报来我就知道了。尽管一没署名（署的是队通讯组），二没稿酬，我还是很高兴，写了5年的文字终于变成铅字了！人们都不知道是我写的，公社干部还以为是下乡知青写的，到处打听作者是谁。吴昌俊书记泄了密，说，可能是王章一写的，我跟他送过报社寄的空信封。后来我的业余文学创作也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一篇小说《一筒对节树》被河北省沧州市《无名文学》刊登了，杨集区一位叫高天然（后曾任县财政局工会主席）的文学创作者专门跟我送了几筒对节树，我用它打了一张方桌和8个“排骨”凳子。这可能是我的“稿酬”。
公社、区、县陆续通知我参加各级举办的通讯报道和文艺创作培训班。为了不让生产队阻拦我，公社党委还减了我们生产队2名出外工（主要是修水库）的劳动力，还要生产队误工记工，大队每天发我2角钱的补贴，保证我能随叫随到。我由“地下工作者”摇身一变，成了“合法”身份——“农民通讯员”。在全公社全区范围内畅通无阻了。1975年3月，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喂猪，突然接到区里的电话通知（大队电话机设在养猪场），要我去参加县委宣传部在宋河区举办的北片通讯报道培训班。3月10日我去报到，只见三阳、罗店区各来了一名宣传干事,宋河区的5个公社各来了一名农民业余通讯员。县委宣传部宣传干事左其义老师讲了一天的课。第二天三阳、罗店的宣传干事回去了，而我们宋河区的5名农民业余通讯员留了下来，左老师叫区委办公室给我们开了介绍信，叫我们到各公社去采访几天后，回区里写稿。我被安排到苍台公社在党委办公室一位同志的陪同下，用了三天时间采访了几个大队，回区里写了一篇通讯《破千年旧俗，立一代新风》，写的是宋河区联升大队（今高家垱村）青年高世贵、左其秀在水利工地举行婚礼的事。后来被《荆州报》登了，文章最后署名是：区通讯报道培训班。
一炮打响，炮炮走红。后来的稿件陆续被各级党报、电台采用，有时一篇稿子几家新闻单位采用。京山人民广播站几乎天天都有播送合兴公社的报道（那时家家都装了有线广播），人们说京山人民广播站成了“合兴人民广播站”。
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1977年《湖北日报》将一封读者来信退回石庙大公社党委处理。其信的内容是告一位在我们生产队驻队的公社领导。公社党委将来信交由我们大队党支部处理，要找出写信告状的人。当时我在修八字门水库，担任石庙团政工员，不知此事，但大队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才听大队会计对我说，大队干部认为是我写的，因为只有我在跟上级党报写稿。他们拿着那封“读者来信”在全大队有文化的人中调查，要大队会计辨认是不是我的笔迹。大队会计反复地看了，斩钉截铁地说：“这不是章一写的，因他写的每篇稿子都要我盖公章，他的笔迹我很熟悉。”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母亲受了一场虚惊，说，娃呃，莫写了，那报纸上又扫不下粮来，扫不下钱来，还惹些“糊梢”（惹事），跟我老老实实地搞生产，抢工分；有时间就去兴菜园子，割烧柴！
我还是坚持写作，想体现人生的价值，圆我的梦想。我为了安慰母亲，尽量减少外出采访，一心一意搞生产。可是我不外出采访，却有人上门送来新闻素材要我“加工”。1980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队里劳动，宋河区宣传干事邵英才（曾任合兴中学校长、石庙大公社知青办主任、合兴管理区党总支书记）骑自行车从宋河来找我，说，章一同志，区委昨天开了一个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全体干部震动很大，区委要写篇报道见报，我就找你来了。我把他带来的文件看了一下，觉得有新闻价值，不免手又痒了起来，立即写了一篇报道交给他带回去。没过两天，《湖北日报》刊登了。这年9月，我便招工了，15年的辛苦换来的一顶“农民业余通讯员”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2023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