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定调来我吹箫，自作新词韵最娇。弹指一挥间，《京山日报》已停刊20年了。作为一名在京山日报社工作了18年的老报人，自从报纸停刊后，几乎夜夜梦见《京山日报》又复刊了。由此可见，我这辈子与《京山日报》难舍难分。

1984年6月,我从宋河医院调到县卫生局,1985年春,县委张依忠书记抽我去参加《京山报》复刊工作。1985年3月15日，我和另外被抽去的3名同志到宣传部开会，张书记说这是县委作出为一项重要决定，并讲了复刊《京山报》的意义和工作要求。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金波进行了具体分工。从县广播站抽来的童厚稷负责编第一版（要闻版）。从工商银行抽来的张红卫负责编二版（经济版）。第三版是综合版（精神文明建设），由童厚稷、张红卫负责。我负责编第四版(文艺副刊版)。从县文化馆抽来的李国进负责摄影，张红卫负责美术。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涂家哲负责牵头，戏称“五条汉子”。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开文任临时社长。开文部长跟我说，章一，听说你不想来，我告诉你，你的老婆和三个孩子都是农村户口，要想农转非，是千分之二的指标，即一千人当中只能有2个指标。你想想，卫生战线那么大，人又那么多，半边户也不少，你才调到卫生局，猴年马月才能轮到你的头上？我说我既来之，则安之，听领导的吧。

1985年8月1日，《京山报》复刊。为了减轻父母负担，8月末，我把两个儿子从宋河转学到京山实验中学读书。因人员都是借用的，我还是住在卫生局，兼顾局里的工作，在局里拿工资（每月30.5元）。早上我和两个儿子在卫生局食堂过早后，他们去上学，我将我们父子三人的饭碗挂在自行车上（报社给我配的一辆崭新的红旗牌轻便自行车）到县委大院上班，中午儿子放了学，我和他们到县政府食堂进餐后，他们去上学，我便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会后接着工作。晚上下班了，我又带着父子三人的饭碗回卫生局，等儿子放学回来后去卫生局食堂晚餐。那时我一个人每月28斤粮，三个人吃，缺口很大，家里提供一点，报社的同志如李国进、李环湘、张红卫等同志养育的都是独生子女，孩子小，饭量小，就把多余的粮票给我救燃眉之急，这真是同志之间的情意深似海。两个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给他们各打5两米饭、一份菜，我自己打2两，不打菜，只倒他们菜中的一点汤在我的饭碗里。采访时有单位请我吃饭，我也推辞了。

试刊和复刊期间，报社没有地方办公，就借用县广播局门前一家个体餐馆的一个油毛毡棚子办公。第二天上班时，办公桌上落满了一层黑灰。后来广播局借了一间10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面摆上七、八张桌子，连走动都很困难，像学生娃上课。工作十分繁重，既当记者、又当编辑，自采自编自画版(那时没有电脑排版)自校对，还要跑到县印刷厂跟排字车间工人一起排字改版，字数多了排不下要删掉，字数少了要增补，缺哪个字，还要浇铸车间工人师傅找字模浇铸。有时车间工人被我们搞得很不耐烦而发火，我们只好低声下气说好话，不管人家是年轻女同志还是小伙子，我们都喊人家的师傅，反正“叫人不赊本，只要口里滚几滚”。有好几位被抽去的同志都半途而退，回原单位去了。我还是跟我原先在农村写稿一样，相信“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1986年1月，县委组织部正式下文批复，成立京山报社（正科级单位) 陈效良任报社社长兼党支部书记，涂家哲任总编辑、党支部委员，童厚稷任经宣科科长，王章一任政宣科科长，李国进任群工科科长、党支部委员，编制为12人。后来又陆续进来几名记者，调来2名财务人员，配备1辆吉普车、1名司机。刚开始报纸的4个版面的稿件由社长、总编审签后，第一版和第四版还要由版面编辑送到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审定。（直到1989年才取消了这道程序）。1986年1月，我和被借用的其他几名同志便调入报社了，报社搬到县委办公大楼一楼办公，虽然有6间房子,，但因成立了3个科室，人员增加了，也显得十分拥挤，特别是开会时。1987年，在张依忠书记的关怀下，报社在县委政府大院北院建了一栋住宅楼，我和其他9名同志搬进了新建的住宅楼。这栋住宅楼东边是三室一厅，西边是两室一厅，我住东一楼。我在阳台搭了一个鸡笼，喂了鸡鸭，还到县政府东边一口堰塘里摸螺蛳喂鸭。这一下可以安居乐业了。

县委这么关心我们，我们也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我除了当记者，负责政治宣传方面报道外，主要是办文艺副刊。我反复研究了中央、省、地市及县市级党报的文艺副刊(全国各县(市)级复刊的党报互相寄报纸交流)，上级党报的文艺副刊我们无法学，一是他们的文稿大都是知名作家和诗人写的；二是他们是对开报纸，版面大我们四开报纸的一倍，可登长篇大论。因此，我就探索县级党报办文艺副刊的新路子。我发动本地专业和业余文艺作者，结合本地特色办了“文峰”文艺副刊和“法制连载故事专栏”，每期刊登了本地或外地作者的小小说、诗歌、散文、小型报告文学等。“法制连载故事专栏”则联系我县政法战线上的文艺爱好者根据刚发生的一些案例进行艺术加工，每期只刊登1000多字，很吊读者胃口，看了这期就想看下期。这些法制连载故事一般都有上万字，分上10期登完后又有新的连载故事。因故事都是本县的真人真事，具有贴近性，采用文学手法，又具有趣味性。如《法盲棒打鸳鸯鸟》、《啊，痴情女》、《牛车河上的“风流鬼”》、《人性的泯灭》、《“香菇大王”失踪之谜》等等，作者是县公安局的胡永智、杨松鹏及法院的范海波、检察院的王平、吴月忠等同志。我也采写了不少。每个故事载完后，我都写几百字的“编后语”，引导和启迪读者。后来此栏目被荆州地区好新闻评选委员会评为“优秀栏目”。我也写了一篇业务论文《小报副刊的优势在于“杂交”》，并获全国第三届报纸副刊论文三等奖。后来我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大局，策划并组织了三大宣传报道战役，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建百亿强县，每个战役由我打头炮。如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战役中，我撰写的评论《来一次思想上的“五师突围”》被评为全国县市报好新闻二等奖；在“创建百亿强县”战役中，我采写了《溾水潆波动地诗》（新市镇篇）。“三大宣传报道战役”打响后，在县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所以，除了做好“必选动作”外，我喜欢搞一些“自选动作”。这跟体育竞技场比赛一样，往往自选动作能“加分。”这也是《京山日报》的一大亮点和办报特色，深受报界同仁赞赏。

我们《京山报》很快就引起了县内外读者的好评和上级领导的关注。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荆州地委书记王生铁、中国记协内部主任阮光荣先后寄来了他们为《京山报》的题词。钱运录的题词是：“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王生铁的题词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阮光荣的题词是：“片言明百意，妙语晓千家”。革命老人张文秋也为《京山报》题词：“希望湖北京山日报越办越好”。不少县外读者也订阅了《京山报》。一次荆州地委书记王生铁来京山检查工作，我采访他时问他收到《京山报》没有?他说：“收到了收到了，《京山报》有自己的特色，一是办报方向明；二是服务中心紧；三是办报对象清；四是小报大世界，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启迪了人们的智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人耳目一新，希望你们把《京山报》办成党委的喉舌，人民的舆论阵地”。后来他调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来京山时我又问他，他说：“我每次收到你们的报纸后，来不及看，就捅在包包里在车里看”。

1986年，我被省人事厅录用为国家干部 (我招工时是国家职工)，1988年，老婆和3个孩子农转非。后来我被京山县委定为第二、三届全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之一;1997年6月，被评为荆门市第二届“新闻名人”；1998年2月，被湖北省县市报理事会评为“十佳编辑记者”(首位)；曾6次被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3次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并获得晋升一级工资的奖励;历任县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荆沙市第一届人大代表、荆门市第四、五届人大代表。1998年，我被省新闻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主任编辑（副高，县级报纸不能评正高）。

回想我的成长经历，在京山日报社工作18年，我吐出的太少，但县委和报社领导及全体同志给予我的太多，至今都难以忘怀!

《京山日报》已经告别我们20年了，我谨以此文来表达我的心情：党是我的引路人，同志们是我的兄弟姐妹，广大读者、作者和通讯员是我的良师益友，报社是我的舞台，使我在政治上得到锤炼，业务上得到提高，人生中得到丰富。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王章一)